近两年,北方地区“煤改清洁能源”取暖成为热点话题。2017年入冬以来,北京及多地民众真切地发现,蓝天白云增多了,幸福感增强了。其原因在于,我国北方地区加快推进清洁取暖,在保障百姓温暖过冬的同时让天空更蓝。目前“煤改清洁能源”取暖主要包含“电代煤”“气代煤”以及可再生能源替代,而成本高、补贴重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两大瓶颈。
经济性因素仍会制约清洁取暖路径选择
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的大趋势下,京津冀及周边地区,尤其是“2+26”城市强力推进“双替代”(“电代煤”“气代煤”)。数据显示,2017年,国家电网公司完成137.5万户居民、4435所大中小学校的用电取暖,取暖面积达到2700.8万平方米,实现替代电量245.7亿千瓦时。2017年“电代煤”在双替代规模中占三成,其中北京、天津和河南在技术路径选择中以“电代煤”为主。
据了解,“电代煤”的技术路径主要包括空气源热泵、碳晶、发热电缆、电热膜、电暖气和空调等。不同技术路径的总体供热成本相差不大,年均成本基本为40~45元/平方米。空调取暖成本受气候条件和居民生活习惯的影响比较大,空气源热泵总体成本略有优势,但初始或一次投入成本较高。
“气代煤”的经济性要优于“电代煤”,燃气壁挂炉的总供暖成本为35~40元/平方米。
可再生能源供暖方式的经济性差异较大,整体成本低于“气代煤”和“电代煤”路径,但一次投入成本占比较高,可以逐年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比例。“中国煤控研究项目”日前发布的 《中国散煤综合治理调研报告2018》(执行报告)(以下简称“执行报告”)分析,洁净煤和适配环保炉具总供热成本最低。从经济性的角度来看,比较适合作为清洁取暖的过渡性或兜底性方案。
“中国煤控研究项目”有关人士指出,通过调研数据可知,农村居民对取暖成本的预期和承受力存在一定差异,但整体支付意愿和能力有限,因此农村清洁取暖路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性。除初始成本和运行成本外,政府补贴是降低居民取暖支出的重要手段,补贴力度应综合考虑取暖成本和不同区域、不同经济水平农户的实际承受能力,使有限的财政补贴发挥最大效益。
清洁取暖的补贴方式有待优化
“双替代”的设备投入、运维成本比较高,严重依赖补贴。一方面,补贴政策是强力推进清洁取暖工作的重要保障。“双替代”用户90%为低收入的农村居民,取暖支付能力有限,此外“双替代”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投入;另一方面,随着重点区域扩围,清洁取暖工作的深入推进,一次投入补贴和运维补贴将使政府财政压力持续加大。
以北京“电代煤”为例,每户每年10000千瓦时电补贴指标,每千瓦时电补0.2元,如按此补贴强度推广到所有北方地区,单运行费用一项就需要每年2000亿~3000亿元补贴,这还没考虑巨额初始设备投资。北京市政府对清洁能源供暖采取初投补贴和运行费补贴,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让农村居民买得起并用得起。在买得起方面,市、区、乡镇政府三级给予的补贴,达到系统初投资的90%;在用得起方面,对农户给出低价消费总量及峰谷差电价优惠,同时峰谷差时间段延长到晚8时到早8时。
据了解,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部分城市“双替代”补贴政策的执行期限为3年,现已过半,下一步补贴政策和时限尚未明确,补贴的有效性和退出已成共识。大限之后,如何保障北方清洁取暖成效,这些不确定性使得清洁替代的利益相关方在工作推进中存有顾虑。
建议建立补贴时效和退出机制
“双替代”是推进北方清洁取暖的重要手段,是重要的民心和民生工程,为确保居民温暖过冬、清洁取暖,环保部已明确“气代煤”项目要“以气定改、先立后破”。在此基础上记者从“中国煤控研究项目”了解到,在北方清洁取暖工作推进过程中,从政府、企业到用户,也各自存在一定问题需加以破解。
在政府层面,由于“双替代”项目对补贴依赖性较大,地方财政负担较重,未来随着新项目的推进,以及原有项目的运营维护仍需大量投入,部分地方政府进退两难。此外,去年冬季“气荒”的出现使清洁取暖项目未能完全发挥作用,部分地方政府除了背负清洁取暖的财政压力,还要承担温暖过冬的保障压力。
对于企业而言,民用清洁能源替代项目往往需要企业前期垫付资金,资金回收期较长。另外,项目验收及用户满意度评价受用户主观因素影响较大。而经历 “气代煤”或“电代煤”的企业,产品成本增加,压力较大。
由于政府采取“先用后补”的补贴方式,用户担心补贴不到位、运行费用高,不敢敞开用。
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杨富强认为,各方难处的背后,资源可获得性和经济性是影响农村清洁取暖的两大重要因素。在重点区域“双替代”的实践中,上述两个因素成为了诸多问题和挑战的根源。对此,执行报告建议,建立长效的投入保障机制以及补贴时效和退出机制,并提前公开;针对“电代煤”和“气代煤”设备分别建立统一的标准和规范,统一设备接口,便于设备更替或更新;形成地方政府与燃气企业联手的安全管理模式;天然气阶梯价格、峰谷价格,节能机制和可中断响应等推广应用。
|